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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讯逼供减少 一些问题待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施行近两年,这一被视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改革在理论与实务的探索中向前迈进。

澎湃新闻注意到,从2016年11月前期试点,到2018年10月正式入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路向前,不断地给检察机关提出新挑战。

新的阶段,如何把这项制度落实得更好?9月4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讨会”在京召开。多位来自司法实务界、法学理论界嘉宾围绕前述主题展开开放式研讨,期望为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献言谋策。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致辞中直言,落实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要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进一步研究解决适用过程中的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凸显,检察权行使应注重谦抑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检察机关履行刑事诉讼主导责任的典型制度设计,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依法从宽处理。

2016年9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两高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在北京等18个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

2018年10月,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9年10月,“两高三部”发布《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制度。澎湃新闻注意到,这一制度从2016年试点,到2018年10月正式入法,一路小跑向前,试点期已近四年,正式实施近两年。

最高检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的案件中,被告人上诉率为3.5%,总体看,上诉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逐步凸显。

“无论是从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这项制度都是一次成功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表示,自制度适用以来,刑讯逼供等情况大为减少,诉讼效率得到较大提升。

在陈卫东看来,认罪认罚从宽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权利,而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则意味着达成一种合意。“因此,从权力属性来看,检察机关应当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见,确保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符合自愿性、真实性原则。”

但陈卫东也提醒,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要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从立法的精神要义角度而言,除特殊情节外,只要当事人认罪认罚,就应当给予其从宽处理。”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龙宗智一直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拥护者。他也认为,自2018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成效明显,提高了诉讼效率包括定罪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控辩不平衡、检法不协调的两重矛盾。

澎湃新闻注意到,20多年前,龙宗智就曾发表文章提出我国应当实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他看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际上是国家和刑事被告人之间的一种妥协:被告人放弃抗辩权包括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并完成特定的法律义务及控方要求,然后国家收缩其刑罚权,让渡一定的诉讼权益。

针对前述两重矛盾,龙宗智提出了六点意见建议:第一,检察机关应当更为谨慎、合理地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注意检察权行使的谦抑性;第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实行一系列技术性改善措施。包括量刑建议精准化、推行证据开示,加强控辩协商,以及实行风险提示制度等;第三,检察机关应当履行客观义务,为实现认罪认罚从宽的相对平等和有效协商创造必要条件;第四,检察机关要尊重法院的裁判权包括法院对案件的实体性审查,通过审判调整控辩不平衡的格局,维护司法公正;第五,法院审查量刑建议,必须充分注意对被告的公平性,慎重改变量刑建议;第六,对共同犯罪案件慎用认罪认罚,并作出专门规制。